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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现代化的,自由放任

时间:2019-11-26 11:59

从欧洲落后国到第一个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的故事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以往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倾向于聚焦已成定论的几个因素。近来读到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工业与帝国》,颇有感慨。这本书突破既有解释框架,全面分析支撑英国率先工业化的适宜条件,值得今天的学者认真思考。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和社会已经实现了商品化,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统一市场,乡村工业化也相当蓬勃,土地所有权较为集中,海外市场得以开辟,王权从属于议会的制度框架业已形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社会生活自由宽容,贵族资产阶级化。总之,《工业与帝国》将1750年以来的英国工业化这一历史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打通近代和现代历史以作比较和连贯的研究,细致重建了英国工业化的诸多面相,进而考察了这些复杂面相对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影响。

如果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当作一个分水岭,那么其西方史学研究有哪些突出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批英国学者一方面具备马克思主义视角,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史学传统,传承了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梁民愫对本报记者表示,就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取向来看,其史学作品的时间跨度和研究内容,最远回溯至17世纪的农民社会政治反抗和18世纪的下层普通民众生活行为等,前近代及近代早期的社会历史分析。对世界历史体系进行史学构建在论及霍氏思想的先进性时,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史学价值关怀,完成了一种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史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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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4月29日至5月1日,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举办了 “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的历史”国际会议。会议从多个视角探讨了霍布斯鲍姆思想对历史学科发展的影响。如果将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当作一个分水岭,那么其西方史学研究有哪些突出的变化?本报记者带着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外学者。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以往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倾向于聚焦已成定论的几个因素。近来读到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工业与帝国》,颇有感慨。这本书突破既有解释框架,全面分析支撑英国率先工业化的适宜条件,值得今天的学者认真思考。

英国社会环境利于霍氏思想诞生

梅俊杰 译

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除了自然地理条件,还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和社会已经实现了商品化,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统一市场,乡村工业化也相当蓬勃,土地所有权较为集中,海外市场得以开辟,王权从属于议会的制度框架业已形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社会生活自由宽容,贵族资产阶级化,等等。概括来说,工业革命的生长点,如原料、市场、劳动力、金融、相关产业、辅助产业、交通运输、人文素质、社会风气等各种因素相继孵化与催生。霍布斯鲍姆指出,所有这些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促进,至少积累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础。由此,他强调:“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工业革命作好了充分准备。”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加雷思·琼斯(GarethJones)介绍说,20世纪60年代,社会历史学为学术界开启了一道闸门,让不少学者惊叹于工业革命时期与前工业世界的巨大反差。在这一时期,霍布斯鲍姆正是社会历史学领域的先锋人物,其《原始的叛乱》一书启发性巨大,一方面介绍了乡民社会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方面为学界提供了思考前工业化城市背景的新路径。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在本书中,霍布斯鲍姆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政府在现代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两根有力杠杆。二者之间能否良性互动,是各国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以往的现代化研究对代表市场和自由经济的社会作用强调得较多,而对国家政权本身的作用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范本研究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弊病之一。

琼斯说,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相对薄弱,更为突出的还是其实践性和政治性。霍布斯鲍姆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让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史学接纳马克思主义。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但是,对人们通常以为英国的现代化是“在放任自流中走向成功的典范”,霍布斯鲍姆却明确肯定了政府的作用。他认为,英国历史上最接近放任自流的时候仅有19世纪中期,即1873年前这一短暂片段。在此之前和之后的长期历史中,英国执行的都是积极有为的干预政策,并集中体现于其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传统之中。“即使有人曾以为资本主义是个自我调节的体系,他们也同时相信,需要为该体系的运作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由此推之,“真要说19世纪中期某种放任自流一度流行,那也是因为此前的政府干预早已打下了足够的基础,特别是因为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此时已拥有无可挑战的竞争力”。霍布斯鲍姆确信,“只有如此幸运的工业强国才敢于放任自流,才会不相信逻辑和计划”。

琼斯认为,早年在奥地利、德国的生活经历对于塑造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甚为关键。在目睹了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后,霍布斯鲍姆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进入了终极危机。此后在剑桥大学的学习则加深了霍布斯鲍姆的思想,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求教于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莫里斯(ChristopherMorris)和克拉彭的追随者约翰·索特马什(JohnSaltmarsh)。但事实上,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真正崇拜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理斯·多博(MauriceDobb),追随多博一方面意味着有机会 “认识英国大学中唯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同时还有机会接触到 “英国一位少有的共产党员”。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绝后的巨变,它初期仅与一国即英国的历史相重合。

这一时期,李嘉图思想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主流。这不仅因为李嘉图的演绎和模型分析逻辑严谨、极具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契合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英国在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可一旦这种美好淡出,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不再享有工业垄断优势,放任自流随即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英国大举国有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

琼斯说,霍布斯鲍姆思想的诞生与成熟有赖于英国社会的整体环境。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知识分子相对安全,他们的政治思想主张不受侵扰,不像法国的学者受雅各宾民族主义的刚性框架制约,也不必像德国学者一样做出政治选择,更不会像美国学者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和钳制。

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在其经典名作《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描述并解释了英国迈向首个工业强国的崛起之路、其暂时领先优势的无奈流失、其与世界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因此,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剧变,要求现代政治不仅要具有一种能产生和容纳频繁变革的持久性能力,而且更需要具备有效调控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英国的现代化,被一些人认为是“某种有机成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存在落后国现代化中寻常可见的断裂风险”。但霍布斯鲍姆指出,革命的风险在英国同样奇高无比。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批英国学者一方面具备马克思主义视角,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经验主义史学传统,传承了英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气质,对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对本国历史的叙述,在方法论、解释类别上同样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于20世纪60—70年代发展成为国际史学中一个重要的史学派别。这其中,汤普森的‘道德经济’、‘自下而上的历史’,以及霍布斯鲍姆的 ‘原始的叛乱’、‘发明的传统’等尤为重要,在新领域的探索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琼斯说。

该书自1968年在英国初版以来,持续畅销,霍氏于1998年又将其修订为“新千年版本”。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员、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梅俊杰翻译的中文版首发上市。

在崭新的工业化社会面前,新旧调适的问题层出不穷。一旦出现社会制度破旧而又未及立新之时,对社会问题的处理难免僵硬,甚至出现丧失容纳新因素和处理新问题的能力。19世纪上半叶,劳工生活十分困顿,“一浪接一浪的动荡”令劳工革命一触即发,大有终结工业资本主义之势。为改变现状,英国并未墨守成规,而是进行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变革。

将史学分析置于全球视野中

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英国最近250年的现代化历程行云流水般展开,兴衰之间,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中国学术界乃至舆论界存在一些争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那些市场本位者如果静下心来认真审视经济史上发生的一切,应该可以获取一种更为理性、中肯的思想。事实上,政府和市场、国家与社会,理应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势,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与管理手段,才是不变的管控之道。

西方史学界有一种说法,即随着1987年《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问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改变了西方的史学研究。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总之,《工业与帝国》将1750年以来的英国工业化这一历史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打通近代和现代历史以作比较和连贯的研究,细致重建了英国工业化的诸多面相,进而考察了这些复杂面相对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影响。霍布斯鲍姆的这些分析,为我们带来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见解和深思。

如何解读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世界历史的全盘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梁民愫对本报记者表示,就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取向来看,其史学作品的时间跨度和研究内容,最远回溯至17世纪的农民社会政治反抗和18世纪的下层普通民众生活行为等,前近代及近代早期的社会历史分析,重点展现了19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近代民族、国家、区域的社会历史,突出分析了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和科技等众多影响因素的演变轨迹。霍布斯鲍姆这段时期的史学研究对象较广,涉及英国、欧洲、亚非、拉丁美洲乃至全球其他地区。

1917—2012,享誉全球的思想大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

论及世界断代史与世界通史的关联性,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的“年代”研究成果,是历史学家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实践与历史建构的系列思考和精神产品,或许一开始他并没有精心计划而系统推进四部所谓的 “年代”写作任务。但随着一部部新作的问世,他慢慢地明确自己的史学目标诉求,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逐步调整,有意识创建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学术思想和解释体系,形成了关于近代以来世界整体社会历史或世界历史的宏观考察构想及其历史表现。因此,从历史发展的时代条件和史家著述的个体选择关系的角度说,霍布斯鲍姆的“年代”研究实践、叙述风格及其著作体例,可以非常方便地使读者将其作为自成体系的世界断代史或单独著作来解读,又成为后来者整体考察其史学思想体系的最好蓝本。

认识上仍有不少盲点

梁民愫认为,从这些“年代”涉及的所谓 “双元革命”、“民族与民族主义”、“区域文化”、“国家政治”和“世界文明”等重大主题、历史进程和思想观念来看,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说和整体社会历史解释模式,无疑成为国际史学界关于“革命史研究”向“社会史研究”转向、“文化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的重要范式转变。例如,在史学实践中,霍布斯鲍姆在《工业与帝国》等著作中,运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和史学的解释方式,阐明了英国开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之先,而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工业革命为标志,人类社会分成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阶段的历史演进。

读书周刊:《工业与帝国》是霍布斯鲍姆的经典名作,您既是该书译者,自身又是世界经济史研究专家,在您看来,书中哪些观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代史教授杰夫·伊雷(GeoffEley)对本报记者说,“霍布斯鲍姆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其去世,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史学致力于书写普通人的历史,无论工人、工匠、农民,力图捕捉社会的全部风貌。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的欧洲)》中提出了 ‘双元革命’,即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将之视为产生现代世界的温床。在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及随后的《极端的年代》中,他积极地将史学分析置于全球视野中,这在他的其他论著中也有所体现。”

梅俊杰:该书从1750年讲起,涉及英国的工业革命、相应的社会变迁、政府与经济的关系、英国与世界的互动、大英帝国的衰落、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命运,以及当今英国的地位等各个方面,可谓面面俱到。

对世界历史体系进行史学构建

在看似循规蹈矩的体例中,作者以举重若轻的手笔,时时展现出史学大家的思想锋芒,他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政府的干预作用、现代化的断裂风险、帝国体系的经营、相对衰落的缘由等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论及霍氏思想的先进性时,梁民愫表示,霍布斯鲍姆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史学价值关怀,完成了一种对世界历史体系的史学构建。霍布斯鲍姆通过具体而微、宏观而巨的史学实践方式和历史表现形式,呈现了其整体社会史的世界历史图景和社会历史运动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宏大叙事与微观分析的结合。既有对大事件、大发展和重大变革作出的宏观叙述,如关注现代化进程研究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工业化研究 (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市场化研究(小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也有关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和基层社会史的研究,如社会下层生活方式、妇女、家庭和社会团体、社会盗匪和农民问题、劳工阶级的斗争方式、文化意识和心理思想等,这些都是宏观下的微观叙事分析。

例如,国内外往往强调英国现代发展中“放任自流”的一面,霍布斯鲍姆却特别强调政府的作用。他明确指出,英国工业革命背后的关键动力,无论归因于国内市场还是出口市场,都不够全面,因为“还有第三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政府”。他告诉我们,在英国的崛起中,“不仅需要有一个能够开发利用这些市场的经济,而且需要一个愿意为英国制造商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或进行殖民的政府”;“若无政府干预,将不可能维护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其次,“自上而下看历史”和“自下而上看历史”两种史学分析视角和阶级理论方法的结合。在资本主义世界史体系研究中,既有重视上层精英阶层引领的社会历史重大变迁和重大事件的分析,也有关于下层社会阶层参与改造社会历史状况的描述。有百年革命等政治军事变革的历史解释,也有意识形态和文化科学艺术等层面的历史叙述。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却长期被人们忽略,必须承认,我们对英国现代化历程的认识仍有不少盲点。

最后,史学传统实证研究方法与新史学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从事史学研究的立场,撰写史学著作的辩证方式,应始终关注和表现的态度是,一方面要利用系统实证阐述方法,另一方面又力求避免叙述过程只是将已知的事实做一番陈列式总结。研究并非是叙述何时何地发生何事,而是要对事实进行归纳,对社会历史作整体的分析与综合。

读书周刊:您的意思是,除了对当时英国政府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外,我们对英国现代化历程的认识还存在着其他偏差?

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现代史讲师扬·鲁格认为,时至今日,霍布斯鲍姆论著中的很多话题仍具有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崛起、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即当今学者如何在后霍布斯鲍姆时代继续进行解读过去的工作?

梅俊杰:是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人们总以为英国是因为实行了自由贸易,所以才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的突破,真实的历史正好相反,恰恰是在确立了自己的工业优势后,英国才把自由贸易变成优先政策工具,也才把亚当·斯密的自由学说推上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这些在我自己的专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中已有系统的揭示。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威克姆 (ChrisWickham)告诉本报记者,“社会和经济在过去如何运作?如何比较这一运作?我想是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史学家遇到的较为普遍而关键的难题。这里提到的‘过去’不仅是距离今天不远的过去,还包括更为久远的历史。”

霍布斯鲍姆虽然没有在书中细论这个问题,但还是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他在书中提出,在棉纺织业这一工业革命的主战场,英国之所以达到世界一流,并非依赖单纯的工商竞争优势,而是靠了保护主义的进口禁令,靠了对殖民地和欠发达市场的垄断,这些禁令和垄断都有赖于非市场、超经济的手段。

伊雷则认为,“后霍布斯鲍姆时代,历史学家面对的关键挑战有两方面:一是着重将当代的环境灾难历史化,深化对于气候史的研究;二是将社会史与文化史更为有机地结合起来。”

单纯工业化是不够的

读书周刊:您的学术论文《所谓英国现代化“内源”“先发”性质商议》曾引发讨论,您的观点似与霍布斯鲍姆不谋而合。

梅俊杰:主流观点认为,英国现代化属于“先发”、“内源”类型,以为它起步早,没有受到外力强压,所以,其现代化过程显得从容不迫,可以循序渐进,最后水到渠成。其实,只要深入历史细节,就可发现这些说法并不靠谱。在纺织、航运、金融等诸多领域,英国都起步于落后境地,依靠向领先者特别是荷兰学习并引进,才赢得后来居上的局面。因此,不该用“先发”、“内源”这样的框架去束缚我们对英国现代化的理解。

霍布斯鲍姆在书中特别重视外部因素对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认为在内部的基本动力之外,正是外部的商业联系提供了英国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加速度,成为“点火的火苗”。

读书周刊:辨析英国现代化是否“先发”、“内源”这一性质,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

梅俊杰: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当我们带着“先发”、“内源”这样的主观评价去看英国的现代化进程时,就容易理想化这一进程,特别是容易理想化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手段。实际上,只要我们拉长历史视野,比如把目光投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之前,就可看到,英国在相当长时期是欧洲落后国,甚至曾有“欠发达经济”特征。因为起自落后乃至依附状态,所以英国很久以前就开始实施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政府干预和保护主义就是其中的重要政策内容。

当然,后来随着英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日益显著,尤其在进入19世纪后,原有的重商主义体制开始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型,英国总体上显露出人所乐道的自由主义气象,我们也惯于被这一面所吸引。但要知道,此时英国的现代化实已进入到了下半程,这个下半程绝不是英国现代化的全程。

对当今后发国家来说,那个前半程,即赶超发展的爬坡过程,或更能提供深刻启迪。另外,即使在后半程中,英国的现代化也远非一帆风顺,霍布斯鲍姆就在书中反复提到了现代化断裂的风险。

读书周刊:这种现代化断裂的风险具体有哪些?为克服风险,英国作了怎样的努力?

梅俊杰:单以19世纪上半叶为例,由于劳工生活困顿、社会制度破而未立,英国经历了剧烈动荡。尤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比严峻的危机令劳工革命一触即发,勒德分子、工会成员、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民主斗士及宪章运动家“飓风般接连横扫英国”,大有终结工业资本主义之势。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面对巨大挑战,英国人决非像外界以为的那样墨守成规,“英国永远不会抵制无可抗拒的变革”。工业化启动后,英国分别在18世纪80年代、19世纪二三十年代、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过“三个回合的政治与行政大扫除”,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又加大了民主化力度,此外还进行了立法缩短工时、废止不公正雇工条例、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城市环境等社会改良。

须知,这些变革多为世上率先之举,少有成例可援用,好在英国的多元社会中存在互动弹性空间,最终让工业化带出了相应的、广泛的社会变革,完成了和平过渡,成就了英国的现代化。

读书周刊:这一过程对于当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什么可供参考之处?

梅俊杰:我国现在所处的内外环境与当年的英国有很大差别,但大而言之,保持社会的进步和秩序,争取安居乐业和长治久安,这样的目标总是一致的。

一句话,一个国家单纯有工业化是不够的,应该追求宏大的现代化,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化解发展中出现的风险,唤起大家对现代化的巨大热情。

我们还处于爬坡阶段

读书周刊:我们容易被英国工业革命造就的帝国荣耀所吸引,而对其衰落少有研究,在这方面,霍著是否有所突破?

梅俊杰: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强盛如日中天。彼时,工业革命的危机后果已得到驯服,工业化的世界性扩散带来了无限商机,而身后的追赶者尚不足以构成竞争威胁。1860年起盛行国际自由贸易,1863年实行金本位,这些既是英国赢得世界霸主地位的结果,也是英国确立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象征。然而好景不长,经过19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萧条,美国和德国迎头赶上了,领头羊英国却相对衰落下来。

霍布斯鲍姆在书中分析了英国相对衰落的缘由。通常以为,衰落缘于英国社会的保守、企业精神的萎靡,霍氏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他认为,关键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一阶段中使用的技术手段和企业结构都相对简单,虽然曾经先进和有效,但到了国际竞争激烈的工业革命第二阶段,已日益成为“过时的遗产”。另一方面,当时分散的私有制增加了转型难度,特别是在传统盈利模式尚未走到尽头时,现代化改造更是缺乏推行的动力。何况一段时间里,英国凭借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资本货物,还能坐收领先者的红利,而金融服务等部门也一直在填补工业竞争力衰退留下的窟窿。

就这样,英国不断积累着某种“先发劣势”,逐渐成为“一个寄生型而不是竞争型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而过日子”。

读书周刊:您认同霍布斯鲍姆的这种解释吗?从中我们又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梅俊杰:霍布斯鲍姆的解释还是较有说服力的。要说其中蕴含的教训,我只能原则地说,花开花落本是人间常态,英国能维持到这样一个局面,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我们现还处于爬坡阶段,首先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然后向现代发达国家的目标迈进。

关于教训问题,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的《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很好的答案,这本书也是我翻译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

读书周刊:《工业与帝国》一书自1968年在英国初版以来,持续畅销,年年加印,霍氏于1998年又将其修订为新千年版本。为何该书初版50年后,中文版才姗姗来迟?

梅俊杰:关于这一点,我也感到困惑,只能说明我们需要补上的学术空白还有很多,大家一起努力吧。

至于我自己,我曾有幸跟随北大罗荣渠先生攻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专业,对发达国家何以发达、欠发达国家何以欠发达、二者之间有何关系一直抱有浓厚兴趣。英国是现代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案例,当年留学伦敦经济学院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就觉得理当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所以当出版社约我翻译此书时,我欣然接受了,这也帮我实现了一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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